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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之旅:以为题材影片里的爱情与婚姻(图)

2019-08-14 03:54 来源:未知

  2006年2月14日情人节那一天,北京许多影院上映了章家瑞导演的影片《芳香之旅》,影片宣传的着眼点在于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影片,导演声称,“我们中国普通人的生命40多年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但其实未必。

  影片中的主人公老崔是一个被毛主席接见过的劳模司机,即使在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能够享受如此殊荣的也是极少数。他所到之处都有人赞美说,“把毛主席接见你这么大的荣誉带到了我们这个地方”。人们像今天的追星族一样包围着他,争相握他那双被毛主席握过的手,甚至专门有人给他做饭,他可以肉啊鱼啊换着吃。这样的普通人,其实是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贵族光环的。

  关键还在于老崔本人将这一点“内化”了。由范伟扮演的这个人物虽然言语不多,但他是深知自身分量的。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这是毛主席给我的光荣”。当然他也有与普通人一样的烦恼,他需要一个媳妇。他当劳模得来的另一个特殊关照是,队长将安排见面的电影票塞到了漂亮售票员春芬的手中。尽管年轻姑娘对于身边坐着的老崔感到意外,但在那个高于一切的年代,姑娘的婚姻和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春芬很快认同了自己的角色,哪怕她并不爱睡在自己身边的这个男人。做了媳妇的她站在热气腾腾的锅台上,邻居走过来看看她做的什么饭,还丢下几句:“老崔是北方人,爱吃面食”,“照顾好老崔,也是你的责任”。她欣然地接受了。老崔的特殊地位可见一斑,他如同一个高级干部,需要一个高级保姆。

  新婚当晚发生了不幸的严重事故:新婚夫妇在时,碰倒了一个毛主席半身石膏像(劳模因为出席各种活动家里摆满了这种塑像),夫妇俩吓得喘个不停,连夜在自家房屋附近挖个坑把碎石块深埋。影片没有挑明,老崔此后的性无能是否肯定与这件事情有关,反正老崔不行了。

  影片从这里其实可以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即一个人当了劳模之后,人性却被掏空异化了。老崔变成别人眼中的一个发光的符号,但个人生活却暗淡无比,在外人艳羡的目光之下,过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日子。但是该影片回避了这个顺理成章的路线,采取了另一途径,它要老崔在身体上无能之后,在“精神上做一个男人”。他愿意亲自开车接妻子的初恋情人与妻子见上一面,结果车翻身残。春芬对此感慨不已,一劳永逸地原谅了性无能的丈夫,变得心满意足。

  即使这样,该片也还是可以挖掘一些有意思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这位春芬就像是一位祥林嫂,对于自己实际上被剥夺的处境一无所知,对于被遮蔽的女性身份始终缺少一份觉悟。若将这些加以揭露,影片便超出了当年的当事人的视角,变得与今天的观众相衔接。但是,影片再次拐入了一条看似通俗、其实难以理解的路径:它肯定了春芬的这些做法,将此归结为“责任大于爱”。在丈夫去世之后,始终身为的妻子从街市上买回一张新的毛主席像挂在墙上。影片的结尾是她给老崔上坟,坐在公共汽车里回想当年她与老崔及初恋情人在一起的情景,脸上露出了总结性的幸福笑容。换句话说,一种本来是不得已的处境,在影片的处理之下得到了美化。

  这不免将今天的观众弄得一头雾水。我在网上见到有观众质疑说,为什么在要在情人节上演这么一部没有爱情的爱情电影?导演章家瑞在谈到这部片子时有一个阐释:“我们是在对父母们做出的牺牲进行怀念。”如此看待父母的婚姻,将其 “无性的”或被所牺牲的命运看作是合理的,不是过于悲观,就是过于崇高了。以一种看待弱势群体的眼光看待父母的婚姻,也未必是公平的。

  这部以1960年代为背景、主要故事发生在年代的影片,其基调是的、感伤的。对那个年代采取一种“乡愁”的态度,也是一种选择。就像那位俄罗斯诗人说过的,任何逝去的都将成为美好的回忆。需要补充的仅仅是,“乡愁”这种感情,是在今天的条件下才允许的,任何“乡愁”在当时都被视为与“封资修”相伴随的情绪。

  在“乡愁”的名义之下,一切都是可以被原谅的吗?恐怕不能。如何看待无性的婚姻?这是一个基本人道的问题。影片最终将它处理成是幸福的,是一种伟大的牺牲,或者如同片名本身所提供的那样,是一场“芳香之旅”,很可能是对于无道的一种粉饰,也是对于那个荒谬年代的一种粉饰。归根结底,善就是善,恶就是恶;不仅它们之间不可通约,即不能将恶看作善,而且一种善也不能与另一种善通约,以一种善替换另外一种善:老崔开车让妻子见前情人,是他宽宏大量的美德,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仅限于此;若是拿这一点来弥补他不能行丈夫人道之恶,拿他一时一刻的行为抵消妻子长年累月经受的非人待遇,这是一种刻意需要女人做牺牲的男人的想象而已,同时也是对于处于历史的阴影之下,人们不由自主地生活的一种不适当的想象。我认为,在经历过某种事情之后再来美化这种事情,是不应该的。

  在2006年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看到了另外一部以为题材的影片,这便是《红色雪》。影片的故事改编自新疆作家董立勃的同名小说。由于这部影片的导演是七十年代生人,这个年龄上的人如何理解是令人感到有兴味的;再加上导演彭韬是自己掏腰包拍这部片子,片子拍完之后的主要工作是赚钱还债,这就使得我对于这部影片事先有了一些同情的理解。作为一部民间之作的剧情片,这部影片的影像质量也属上乘,比较讲究而不是粗制滥造,摄影师尤其功不可没。演员的表演也练达、到位。实际上,彭涛2005年从电影学院的毕业之作《告别童年》也是关于题材的,他对于这段历史可以说是持续关注。在某一天下午,我甚至请专家学者徐友渔先生、吴迪先生一起观看了这部影片。

  影片的故事本身有着独特的吸引人之处:一个封闭环境中的男人与女人的故事,有着如同日本电影《沙丘上的女人》那样一个开头。地处荒郊野外的某个孤身女人的生活里,出现了一个过路的单身男人,他们之间关系的发展可想而知。这个过路的男人正是被派追赶的逃跑走资派,然而孤身女人不懂这些,当她复述去城里赶集被武斗打死的丈夫、孩子时,表现得像一个“化外之民”(徐友渔语)。

  吴迪先生对于这对男女钻进一个被窝表示不理解,说那个时候不管是经济条件还是环境都不允许异性之间这样处理他们的关系。应该说,鉴于此前有《绿化树》、《牧马人》,那种“公子落难”路数还是可以接受的。当然,这个外来者实际上不是来自我拯救的。身为走资派,他在这个女人这里继续“作威作福”。在这一点上,该部影片的叙事大大地超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些小说或电影。

  这个走资派表现得跟农夫怀里的蛇差不多,一旦被捂热之后,他原来的习性全都暴露出来。他自以为上了女人的床就成了需要伺候的大爷。看惯了落难公子的故事之后,这个走资派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接着又来了第二个过路男人,孤身女人再次接受了他。封闭环境中的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故事,再次令人想起其他类似情境的作品,比如萨特的《禁闭》。同时也像一个寓言,可以暂时撇开当时特定的背景,来观察在这种远离尘嚣也远离文明的背景之下,人们可能怎么行事。新来的是个派,比走资派年轻许多。故事自然是朝着对于年轻男人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样既符合年轻男人的性魅力大于年老男人的自然法则,也符合中走资派屈服于派之下的现实。年轻男人将年老男人赶到一边的小屋去,他这个后来者则占据了大屋,与女主人明目张胆做起了夫妻。在将一面“追穷寇队”的旗帜竖立在冰天雪地中之后,他可以对走资派为所欲为。

  暂时的平衡被继而来的一位年轻女孩所打破。女孩来自发大水的河南,父母与其他家人遭难之后,女孩远道投奔此地农场的叔叔,未料叔叔喊错斗争口号被去了,婶婶给了她一袋粮食和一床棉被,落难至此。她与走资派同住小屋。走资派未必没有存过不轨之念,但是终于克制了,因为她如同自己女儿一般大小。但是年轻的派却认为这个女孩应该属于自己,即使给走资派当女儿也不行。他最终将女孩。在随后的争执中,女孩被推倒在地,跌在一把镰刀上身亡。悲愤的走资派在与派的搏斗中命丧黄泉。寡妇主人看不下去,藏着一把小刀将派刺死,情况又恢复到原先的天老地荒的模样。

  饶有兴致看到此的徐友渔先生终于坐不住了。当年出身的他,尖锐地指出:派可能是残忍的,但不是这样的残忍;派可能是有错误的,但是不犯这样的错误,即派不是刑事犯,不是犯。他的这个看法是令人信服的。也就是说,在这部影片中,是以一种恶来替换另一种恶:因为派在武斗、抄家、打人的问题上留下了这样那样的历史污点,于是后来的人们便将一切的恶也算到他们头上,就像影片中走资派口口声声说的:“他们啥坏事都干得出来”,实际情况是他们具备一些恶,但是不具备另外一些恶。如此,这部影片中的这位派的形象,便落入与其他影片类似的窠臼之中,没有任何创新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如同《芳香之旅》以一种善来替换另一种善,这里是以一种恶来说明所有的恶——只要干过一件恶事就认为做了所有的恶,同样也是粗疏和站不住脚的。

  原小说作者的处理比起电影来略有不同,不像影片中的结尾这样突然。但是基本思路应该说是一致的,都是以性(sex)之恶的眼光,来看待和解释当年的派及之荒谬,认为既然是派,哪怕只是临时的掌权派,也拥有对于他人至高无上的性的权力。如此处理,令人想起前几年有争议的小说《为人民服务》,其中也是以“”这个也许是当今社会的“公约数”来“除以”当年的人性,以为在今天社会中泛滥流行的,在当年必定如此。而那些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年轻人们,也许从这一系列作品中,会以为那同时是一个性解放的年代。作者:崔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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